中国打工子弟学校命途坎坷

韩咏红 报道 北京特派员　　东坝实验学校创办人郭纯荣受访时，眼神里尽是不平与无奈。
　　从2003年成立至今，东坝实验学校每年吸收的农民工子弟从最初的五六百人，到去年增加到1328人。学校运营上了轨道，成为北京市朝阳区规模最大的打工子弟学校。有的孩子在这里从小学念完初中。可最终，这所纯民办的学校还是躲避不了厄运的降临。
　　郭纯荣上个月27日接到乡政府发来的停办通知，他们决定不顾停办令在15日抢先开学（中国中小学的开学日期是9月1日）；到8月15日，乡政府再来通知要他们“自行拆除”；8月20日，通知内容的升级为本月25日要“强制拆除”。有关停办的理由，通知上说，东坝实验学校没有合法办学资质，校舍房屋与用电都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对此，郭纯荣等三个出资人并不服气。他们的反问是：说违法办学，他们2006年也申请过办学许可证，可当局不发啊。这么多年来让打工子弟受教育，没有贡献吗？
　　也许是受到舆论压力，当局至今没有实施强拆。郭纯荣他们决心硬撑下去。他说：“只要还有学生还在这里上学，还有打工子弟没有被分配到其他学校，我这学校就会办下去。”
　　至今，学校被断水断电快10多天了。记者采访时，见到学校租来的发电机正轰轰运行，学生午饭后从几个大桶里舀水洗手——水是校外运进来的。
　　教学依然如常进行，但学生比过去少了。在发出停办通知的同时，当局给家长们发手机短信告知，并要家长带孩子到附近有办学许可证的民办学校报名。于是学校原有的1328名学剩下不足400人，流失的学生有的分流到了其他学校，另有一些被家长送回老家。
　　事实上，从6月底开始，北京市大兴、海淀、朝阳三个区县都陆续传来打工子弟学校被取缔、拆迁的消息。本月8日，经营了10多年，有1400名学生的海淀红星小学被夷为平地；15日，近旁的新希望实验学校也被强拆。朝阳区也有多所学校被关停，这些学校被关停的理由也大同小异：无证办学，校舍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创办者往往也是农民工

　　在中国，处在法律灰色地带的打工子弟学校，本身就是城乡二元结构下的特殊产物。在户籍的限制下，随打工父母进城的农民工子弟，要就读公立学校并不容易。以北京为例，公立学校要求家长出示“五证”（北京暂住证、在北京实际居住证明、务工证明等五种证件），或者高达1至数万元（人民币，下同，约2000至6000新元），对于无固定职业的低收入是道高门槛。　　随着中国城市发展，近10年来随父母进城打工的农家子弟增多，在市场需求的刺激下，一些城市就出现“打工子弟学校”。
　　这类学校往往设立在城乡结合地区，服对象是于住在附近的农民工，学校创办者往往也是农民工，带有流动人口自助的特征。虽然学校的设备相对简陋，师资也参差不齐，学费也不低，但是由于满足了需要，有的学校凭市场机制生存了下来，规模做大起来后，算是一门可以赢利的生意。少数学校最终取得了合法的办学许可证，还有许多学校在法律模糊地带生存，也勉强满足打工子弟上学的需要。
　　8月来，多所打工子弟学校被强行关停、拆除的新闻，引起了舆论界质疑。原来的学生到哪里去上学？当局的分流方案与保证不明晰，一些家长与评论人怀疑这是在巨大人口压力下，北京市迫使外来农民工迁出去，减少“低端人口”的手段。
“一个都不能少”的承诺
　　舆论压力下，北京市教委8月16日首次对强行关停打工子弟学校做法向媒体说明，并承诺“不让任何随迁子女因学校拆迁而失学”。
　　官方同时透露，今年中大兴、朝阳、海淀三区共24所流动人口自办校（即民间自办的学校）面临拆迁，受影响的校生1万4000余人。
　　据介绍，目前随着父母住在北京，年龄处在9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外来少年儿童约43万3700人，他们当中70%以上在公办中小学就读，在自办学校就读的月10万人。其中，5万余人在合法自办校就读，还有4万余人在没有办学许可的自办校就读。
　　如果从正面角度理解，关停“非法”打工子弟学校，将学生分流到合法的自办校去，不失为保障打工子弟学习质量与人身安全，兼完善学籍管理的方法。合法的自办校享有政府补贴，校舍与必要教学设备由当地政府提供，学费也比无证校便宜（无证的打工子弟，一般每学期七八百元，合法自办校学费则约350元），这种做法有其积极的一面。
　　不过，在一些家长眼中，现实的情况并非如此美好。

　　海淀区政府在强拆学校引起关注后，宣布只要是该区被拆、待拆4所学校的学生，都可以分流到附近公办学校，享受与京籍学生同等入学待遇。但是有媒体报道显示，一些接纳打工子弟的公立学校，只是临时搭建起来的分校，环境与设备并不比无证自办校好多少。　　朝阳区，被关停学校的学生是被分流到有办学许可的自办校去。
　　在东坝实验学校，那些坚守不去的家长认为，虽然公立学校或合法自办校是免学费或学费较低，但是校服费、出游费等收费名目繁多，相对于无证学校的一次性收费，上学的成本未必减低。
　　此外，在政策规划者眼中的小问题，例如从家门附近的学校改到三五公里外的学校就读，午餐费多个几元，对于低收入者来说，都是可能影响他们上班、营生的负担。
　　河南籍家长薛青梅（临时工）受访时愤愤不平地说，政府安排的分流学校，地处拆迁中的村子，学校孤零零站在废墟上，送孩子上学既不安全又远。建在拆迁村中的学校是否可以长久，家长内心存疑。
　　无证自办校出资人认为，合法的自办学校分流了生源挖走了老师，一样的老师与学生，只不过换个校舍，而他们原来的经营者就此被扫地出门。蒋台乡育才学校刘继贵受访时反问：“凭什么他们成了正规军，我们就是土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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