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科书有了“事实核查员”

■《中国新闻出版报》读周刊记者 吴重生
缘起
又到一年开学时。教材质量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一次偶然的机会，《读写月报·新教育》杂志主编李玉龙在与该杂志的专栏作者、杭州语文老师郭初阳探讨选题时谈到了小学语文教材中的“母亲”形象问题，特立独行的郭初阳心灵深处的热情一下子被激发了出来。他向浙江省内的另两位语文教育界的同行吕栋和蔡朝阳发出了邀请，发动全国30多名来自教育第一线的语文老师，把全国使用最为广泛的“人教版”、“北师大版”和“苏教版”三个版本的小学语文教材作为研究对象，对里面关于母亲、母爱的课文进行梳理，用现代公民的视角重新审视。
研究小组收集的是一到六年级的语文课本，一共是12册。三套教材共36本书，一一进行点评。研究结果表明，小学语文教材中的母亲形象，大致分两张面孔：苦大仇深型和道德完美型。比如苏教版中的《水》、《沉香救母》、《花瓣飘香》；人教版中的《玩具柜台前的孩子》；北师大版《母亲的纯净水》。研究小组认为，这些课文中的母亲形象是不健康的，这些家庭也是压抑的。另外，人教版中的《日记两则》、《看电视》；北师大版的《流动的画》、《妈妈的爱》，已经失去了该有的逻辑，将母亲形象描绘得完美而失真。
关于“伪文章”
“跟20多年前的小学教材相比，现行小学教材从观念到文本各方面都有明显的进步，我们不是存心找茬，而是以更高的要求要审视我们的孩子天天捧读的课本，以期让孩子享受到更好的教育。”研究小组认为，文艺类的作品，可以分为小说、戏剧、诗歌、历史、传记、非虚构六大类。前三者都属于文学艺术，都是生活的扩展，以想象的方式追求艺术的真实，有虚构的特权。后三者的写作必须严格按照事实本身，否则就是捏造。
《对话美国顶尖杂志总编》一书里，提到美国各个杂志都设有“事实核查员”这一岗位：“‘事实核查员’只做一件事，那就是查对所有的来稿中涉及的事实，复按所有的来稿中的引文、注释和参考文献，以保证杂志所传达的知识是准确无误的。这一点，在美国《National Geographic》（国家地理）杂志中更甚。他们的编辑部一共有20位事实核查员，以保证刊出的内容准确无误。结果他们在读者中建立了‘不出错’的信誉，以至于有一次弄错了美国加州一个小镇的名字，居然成为当天的新闻。”
而在小学语文教材里，文体混淆，有很多历史不像历史、传记不像传记的散文体篇目，既谈不上艺术的真实，也不符合基本的事实，这样的文章，可以称之为“伪文章”。
批评是最深沉的一种爱意
“不要写我一个，这是大家一起做的。我们的目的在于希望能唤起有关教育部门和教材出版部门的重视。”白净清瘦、行事低调的郭初阳一再对《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如是说。在一群富有激情的青年才俊的共同努力下，近20多万字的研究报告《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以专辑的方式，刊登在今年二月教育学术杂志《读写月报·新教育》上。当报告转贴到天涯论坛后，两天之内回帖多达20多万。
年轻教师的质疑报告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共鸣？郭初阳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采访时说，长期以来，我们已习惯于说教，习惯于对那些道貌岸然的“伪文章”全盘接收。不敢对权威说“不”，质疑教材成了“异端”。众所周知，能入选教科书的文章常常被视作“经典”。编定的教材一经审定就很少变动。孩子们就得伴随这套课本成长，学校、老师和学生没有选择教材的权力，总而言之，教科书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的作用（正面的或负面的），无论怎么估量都不过分。
从专题研究发起之日起，郭初阳的身边迅速汇聚了三十多个身处全国各地、执教各年级段的语文老师，其中浙江的老师大概占到了总数的一半以上。
作为统一的教材，影响面很广，其社会效应不可谓不巨大。正因为如此，作为编著者更应十分严谨。小组成员坦言，他们之所以要批评教材，是出于对教育、对母语、对中国孩子的深沉的爱。
郭初阳：教育是解放，不是捆绑
在江苏教育出版社版的《蘑菇该奖给谁》中，兔子妈妈把蘑菇奖给了和骏马赛跑的小白兔，而把和乌龟赛跑的小黑兔冷落在一边；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儿子们》中，老爷爷无视跳舞歌唱的两个儿子，眼里只有正在劳动的儿子……
“这些课文的价值判断是有问题的，我觉得有必要提出来让教材编写者和一线教师都注意到。小学语文的重要性在于，它教会孩子的不仅是识字、作文，更重要的是它在培养孩子对世界的认知和是非判断能力，而‘母亲’的主题，对孩子的成长更为重要。我们希望用一种人文的视角，重新审视那些被我们广泛使用的课文，让孩子认识一个健康的‘母亲’形象。”研究小组成员如是说。
怎么样的教育研究才有意义?郭初阳告诉《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必须跳出教育看教育。我们摒弃了对教学细枝末节的研究，以质疑和求证的精神，直入教学内容的本质。”研究成员分为三组，组长是郭初阳、蔡朝阳、吕栋，分别针对目前小学教材中使用较广的三个版本教材——江苏教育出版社版、人民教育出版社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版里有关母亲课文进行“挑刺”。在这三个版本36本教材中，涉及母亲、母爱的课文约有两百多篇，其中《小蝌蚪找妈妈》、《落花生》、《植物妈妈有办法》是几代人耳熟能详的。在研究的半年多时间里，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小组成员在萧山开过一次碰头会，明确分工与任务，之后的问题讨论，都在QQ群里进行。
为了考证屠格涅夫《麻雀》的真实性，郭初阳翻阅建国以后所出的8个译本，甚至干脆到历史档案中去找答案；为了了解《陈毅探母》的真相，郭初阳不但查阅了《陈毅大事记》《陈毅年表》，还把所有关于陈毅元帅的书翻了个遍，最终得出结论：《陈毅探母》一文纯属编造！与北宋黄庭坚为母亲洗溺器一文如出一辙。
“《第一次抱母亲》是一篇很有名的课文，许多名师都拿着它到处上公开课。许多报刊也转载了此文。为什么？因为它很煽情，但实则是一种病态的文本。我们已很熟悉一种说教：子女成功与母亲的正确教育密不可分，但凡是名人伟人，其成就与母亲的教导是相关的。作为教师，我们应该把孩子教育成真正的‘成年人’。而现在我们的教材多数无视孩子的主体地位，常常以大人的意志去粗暴干涉孩子世界。”郭初阳如是说。
教育的真谛是让人得以解放，得到真理，但目前充斥着“高大全”的教材内容最可能对孩子的精神造成戕害。通过调查研究，教材里的许多虚假的母亲形象逐渐浮出水面：以工作太忙为理由打发女儿的母亲，付出就想得到回报的母亲……
郭初阳认为，教材中说教的意味太浓。符合孩子心理，满足童心的文章几乎没有。“北师大版《流动的画》说：‘哦，妈妈，我知道啦！窗外是祖国的画，千万不能弄脏它！’这样枯燥的话，怎能让孩子了解‘爱’、了解‘祖国’。”郭初阳直言：“难道不是祖国的画我们就可以弄坏它了吗？”在北师大教材中有一篇课文叫《花脸》，它表达的是只有回报父母的孩子才是好孩子，还有人教版中，有些课文直指孩子就是要不断吃苦。“这是教材很大的缺失，我们很少关注儿童的真正需求。我们给予孩子的是捆绑教育，使孩子丧失了天性和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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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爱群：家长有权知道真相

无独有偶。继郭初阳、吕栋和蔡朝阳之后，中央电视台科学教育频道《探索发现》栏目的编导于爱群也加入到了这支教科书“事实核查员”的队伍中来。

“我是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小学一个5年级孩子的家长。陪孩子看书时发现北师大版5年级上册语文课本中的一些课文有点问题，写了点东西。我认为我说得还算在理。”她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之所以在这里大放厥词，实在是看不过去这课本的编写质量。想到我的孩子就要通过这样的课本学习自己的民族语言，接触文学，体会人生，深感悲哀。”

她在“对北师大版小学语文5年级（上）册的质疑与看法”中列举了许多“疑问”。有一篇课文《黄河象》，是一篇科学小品文。文章从考古挖掘出来的一头早已灭绝的剑齿象骨骼化石展开想像：“大约200万年前的一天，……一群大象，在一头老年公象的带领下，扑踏扑踏地从远处走来了。疲劳和干渴，把它们折磨得有气无力。一望见前面有一条小河，它们就高兴地跑起来。”

于爱群在《黄河象的一点小疑问》中写道：现存的大象，不论是非洲象还是亚洲象，象群都是以母象为首领的。不知道这位作者有什么根据认为200万年前的剑齿象是以公象为首领的？

在另一篇课文《他发明了什么》中，于爱群发现，文章所写的人物和故事在历史上确有其人，确有其事，应该算是一篇历史小品文了；可是却又在时间顺序、人物关系、历史背景、事件进展、甚至数据等各个方面遍布错讹之处。她认为，这篇文章为了说明一个道理，就主题先行，人为地改编历史，以塑造主人公的光辉形象，对历史缺乏基本的尊重。

还有《成吉思汗和鹰》 这篇文章是在“面对错误”这一单元。讲述成吉思汗在打猎途中口渴，想接泉水解渴。但是他的宠物鹰却一次一次地撞翻他接水的杯子，最终惹恼了成吉思汗，射死了自己的鹰。之后，他才发现，这泉水的源头处，有一条“粗大的剧毒死蛇”，“几乎占满了整个池子”。成吉思汗明白，是鹰救了自己的性命，而自己却杀死了它，不禁追悔莫及。”

于爱群说，人人都知道蛇毒可以致命。但是蛇毒一般是通过进入人或其他动物的血液和神经系统而发挥毒性的。死在水里的毒蛇还有毒吗？退一步说，就算这条蛇在临死之前分泌了毒液溶在水池里，那么这水是否就被毒化了呢？她咨询了相关领域的专家，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所以她认为，这个有名有姓的“传说”既没有史实依据，更没有科学依据，很容易对孩子造成误解。为了教给孩子一个道理而顾此失彼，得不偿失。

在于爱群看来，北师大版小学语文5年级（上）册整体选文水平比较差。有的有史实错误，有的科学依据不够，这些都是硬伤。还有的有“内伤”。如《一个苹果》中，讲述了一个连长和7个战士在一个防炮洞里，互相谦让，谁也不肯吃仅有的一个苹果的故事。文章最后说，“在这战火纷飞的夜晚，我被这种出自战友间的关怀友爱激动着，迸出了幸福的骄傲的泪花。”

于爱群却认为，战士们之所以没吃那个苹果，并不是出于友爱，而是因为“领导还没吃。”因为文中有一句话：“我知道，越是在艰苦的时候，战士们越关心自己的领导。”课文中，当那个通讯员冒着生命危险送来弹药的时候，他把唯一的苹果给了连长，而不是最需要它的通讯员或者伤员。这是“战友情”吗？当我们的孩子已经看过美国好莱坞电影《阿甘正传》、《拯救大兵雷恩》这样描写战场上战友间情谊的作品之后，再来读这个故事，会怎么想呢？这不是一个讲述战友情的好故事。

于爱群在小学五年级的语文课本（上册）中，发现了一篇课文《草帽计》，讲的是红军长征期间，贺龙用计谋，不费一枪一弹，使敌人自相残杀的故事。但是读完后于爱群却对这篇文章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他查遍图书馆内和长征以及贺龙有关的十几本传记和历史文献，找不到任何关于“草帽计”的记载；于爱群又以“贺龙，1934”和“长征，草帽”为关键词在百度和谷歌上搜索，除了这篇课文，也找不到任何其他文章或文献记录能够佐证这件事。而且，这篇课文本身，没有出处，没有作者，时间和地点也极其模糊。而从历史上来看，长征时期的贺龙同志根本就没有可能在一个“炎夏”，在从湘西到贵州的途中，利用敌人飞机判断失误，来实施“草帽计”。所以她断定，这篇文章要么是张冠李戴，要么干脆就是凭空杜撰。

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采访时，于爱群提问，红军长征中有那么多英勇不屈、骁勇善战、足智多谋的战例，我们的孩子需要读这样一篇于史无据、自相矛盾、甚至可能是凭空杜撰的文章来学习什么是“智谋”吗？这样的文章能入选小学课本，不知道“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是怎么审过的。作为家长，是否有权利要求该委员会给出一个解释呢？

李玉龙：呼唤更多的民间“事实核查员”


《读写月报·新教育》主编李玉龙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采访时说，教育是全社会共同的事业，教材在教育事业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教材的好坏事关孩子教育的成败，事关民族的未来。现在教材中虚假的东西很多很多，根本找不到出处，根本就是胡编乱造。把教材中的问题收集起来看，可以说是让人触目惊心。因此，作为教育工作者的“郭初阳们”和作为家长的“于爱群们”的质疑精神和求证努力，是难能可贵的。

“在教材编写者的潜意识里，千万不要以为孩子是好糊弄的。从小让孩子学伪文章，让孩子说假话，会是一种怎样的结果？等将来孩子长大了，知道了真相，会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看来，我们的教材编写和出版部门实在是责任重大啊！

读周刊新闻会客厅

——本报记者对话郭初阳、于爱群

本报记者 吴重生

《中国新闻出版报》：“除了小学语文教材，您关注过其他教材上的伪文章吗？”

郭初阳：中学语文教材也是问题重重。有伪小说（契诃夫《套中人》被删节了将近一半，变成了半通不通的《装在套子里的人》），有伪诗歌（连作者舒婷本人都已经受不了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有伪童话（模仿拼凑，情节设计拙劣,没有童话的真实感的《盲孩子和他的影子》）。

有对残酷战争作诗意美化的《芦花荡》，有对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疯狂举动毫无反省却以为荣的《登上地球之巅》，有歪曲和篡改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理论上站不住脚的《熵：一种新的世界观》……

于爱群：对不起，没有。以前我没有太关注过孩子的教材。只是在每个学期开始、给孩子包书皮的时候，随便翻翻看看。因为我有一种心理，认为这教材是集中全国最高级别的教育专家、最优秀的老师，经过多年实践，去粗取精，打磨出来的一套教材，又经过“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的审定，那一定是好的，最适合这个年龄的孩子的。我相信很多家长都和我有一样的想法，相信权威，服从权威。而且那里面图文并茂，色彩绚丽，比我小时候的教科书不知道好多少。

《中国新闻出版报》：您认为教材伪文章的危害有哪几个方面？

郭初阳：就小学语文教材而言，综观这三套教材的问题，我们概括出四大缺失。


第一， 经典的缺失。

所谓经典，卡尔维诺这么表述：“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本身以难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卡尔维诺《为什么要读经典》p3，译林出版社2006、、年8月版）因为孩童所处生长阶段的特殊性，因为经典本身的重要地位，我们期盼在教材中能有更多的经典作品。但这三套教材中有关母亲和母爱的文章，来自经典的文本并不多，并且时有篡改。苏教版一共17课，只有4篇可称经典。并且原来琅琅上口的《游子吟》，被费尽心思地包裹起来，仿佛农民家里新买了空调，室内机上颇费气力加做的木套，沾沾自喜以为是伟大的发明，其实臃肿而赘余；《少年王冕》节选自《儒林外史》，但只要翻开原著对一下，几乎每一句话都作了改动，面目全非。

北师大版倒是有《游子吟》的原文，但包括这首诗歌在内，24篇课文中，真正属于公认的经典，也只有4篇，另外3篇是泰戈尔的《新月集》选、托尔斯泰的《穷人》和罗大里《不肯长大的小姑娘》，其中罗大里的还是“山寨”版。人教版中更少一点，全部考察课文22篇，属于经典的，只有两篇，分别是选自《爱的教育》的《卡罗纳》和托尔斯泰的《穷人》。

诗人黄灿然说，本世纪以来，整个汉语写作都处在两大传统（中国古典传统和西方现代传统）的阴影下。目力所及，涉及“母亲”的经典文本可谓众矣：

《诗经•凯风》“有子七人，莫慰母心”，《论语》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杜甫“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阮籍丧母而“呕血数升，废顿久之”，蒋士铨“见面怜清瘦，呼儿问苦辛”的《岁暮到家》，应修人《小小儿的请求》，顾城给妈妈的《安慰》，于坚《纯棉的母亲》；泰戈尔《飞鸟集》，密斯特拉尔《母亲的诗》，川端康成《母亲的眼睛》，黑塞《幸福的时刻》，帕索里尼《祈求母亲》，塞弗尔特《窗旁》……

舍这些优秀文本而不用，原因不外乎二：不是出于对中外经典的无知，就是为了别有用意的思想灌输。

第二， 儿童视角的缺失。

周作人在《儿童的文学》一文中说，“儿童应该读文学的作品，不可单读那些商人杜撰的读本，读了读本，虽然说是识字了，却不能读书，因为没有读书的趣味”（《儿童文学小论》P37，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仅就这三套教材的课文来看，有赞美母亲的，有提倡发明的，有呼吁保护环境的，有歌颂伟人的……大部分都重在说教，极少有真正符合童心，富有童趣的。如苏教版一年级上册里的《汉语拼音儿歌》，都处处是教育与禁止：“大喇叭里正广播，爱护大佛不要摸”，“弟弟河边捉蝌蚪，哥哥走来劝阻他”。如北师大版《流动的画》：“哦，妈妈，我知道啦！窗外是祖国的画，千万不能弄脏它！”《妈妈的爱》：“我们都是祖国的孩子，我们都爱祖国妈妈。”是的，我们诚然爱妈妈爱祖国，但枯燥的说教，如何能让孩子明白，“爱”是个什么东西，“祖国”又究竟是个什么概念呢？林达写到美国的公民读本，第一课是“你”，爱国，从个体开始，推己及人，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爱吾爱以及人之爱，也许才能给孩子以切身的感受。人教版中这种说教更是随处可见，像《看电视》，《可贵的沉默》之类，不一而足。缺乏儿童灵性的奇思妙想，勉强编出来的拟人童话，既非童谣，也非诗歌的打油之作，成人读来都觉得干瘪乏味，岂能奢望孩子们的喜欢？

好的儿童文学从不说教，人生的道理自然蕴含其中。因为，孩童的世界，自有逻辑规则，这些逻辑规则，区别于成人的世界而圆满自足。还记得《小王子》里那条吞吃大象的可怕蟒蛇吗？孩童和成人的区别就在这里。这些教材的编者，若是读过方素珍《妈妈心 妈妈树》，酒井驹子《我讨厌妈妈》，后藤龙二《妈妈你好吗？》等图画书，再看看自己编的这些东西，恐怕会汗如雨下吧。

第三，快乐的缺失。苏教版17篇课文，北师大版24篇课文，人教版22篇课文，快乐并不多见。

以苏教版为例。小黑兔不服气地问：“我今天得了冠军，为什么把大蘑菇给小白兔？”；孟郊“母亲的头上又多了几根白发”；沉香“心里又难过又气愤，恨不得马上就去解救妈妈”……

北师大版中，一言难尽的是《花脸》中的男孩。在这个非常态的家庭中，父亲的喜怒反复无常，天知道这个孩子会落下怎样的心理阴影！

最不快乐的孩子，我觉得是人教版玩具柜台前的那位孩子。“只要看到谁买小汽车，他就马上跟过去，目不转睛地盯着柜台上跑动的小汽车”，可是他得不到他心爱的玩具，他还必须懂事，必须分担父母的生活之重。有什么能够安慰，这位貌似坚强的孩子孤独的心灵呢？

不快乐是有原因的，可能是贫困，比如苏教版的《水》、人教版的《玩具柜台前的孩子》和北师大版《母亲的纯净水》。也可能是疾病或者不健康，比如爱迪生救妈妈的故事；比如《第一次抱母亲》；比如《花瓣飘香》，无名小姑娘的爸爸在南沙当解放军，妈妈生病了。

但我想，这些原因都不是根本的，母爱不会因为贫困而打折。要说根本原因，评论《小狮子》一课的《药》这篇文章，有尖锐的分析。《小狮子》，这篇北师大版和人教版都有的课文，可以看做是集不快乐之大成的“典范”之作。《药》一文的点评，直击要害：对吃苦精神的推崇正是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悬梁锥股”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激励人苦学的典故，并非偶然。然而，“锥”和“悬”这两种最典型的自虐自杀动作，恰是这种“苦学”精神背后“毁人”本质的形象表露。

还是来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快乐吧，试比较一下泰戈尔《小大人》片段：

我人很小，因为我是一个小孩子，到了我像爸爸一样年纪时，便要变大了。

我的先生要是走来说道：“时候晚了，把你的石板，你的书拿来。”

我便要告诉他道：“你不知道我已经同爸爸一样大了么？我决不再学什么功课了。”

我的老师便将惊异地说道：“他读书不读书可以随便，因为他是大人了。”

每一个孩子，若是读到这样的句子，一定会开怀大笑吧，因为这才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

第四， 事实的缺失。

上述种种缺失，也许尚可有说辞，但是，事实的缺失，是最严重的，也是最不可原谅的。可以讲不好故事，也可以不那么快乐，但捏造事实就显得居心叵测了。

北师大版和苏教版都有爱迪生用智慧救母亲的故事。这个故事流传甚广，人们已经忘记去质疑其真伪了。但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中国学生何易，竟然就去研究了，得出的结论是：“最早的急性阑尾炎手术是在19世纪末，最早对阑尾炎手术的论述是1886年。爱迪生生于1847年，电灯发明于1879年，1886年他已经是一个39岁的已婚男人了。也就是说，爱迪生小时候根本没有阑尾炎手术，不可能有一个医生在他做的有影灯下为他得了急性阑尾炎的的妈妈做了这个紧急手术——这个故事是虚构的。”

这一类虚构的故事在三套教材中并不少见，再举一例，如《陈毅探母》。《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道理》的作者搜寻了很多史料，从历史事实角度，证明了这个故事从时间到地点都是虚构的。但是我不明白，编著者出于怎样的目的，才睁着眼睛大说瞎话。难道实事求是的讲述陈毅同志孝顺母亲的故事，就不能感动人了？

还有一类，我不敢确定其讲述的是否事实，但因为文学描写的拙劣，故事破绽百出，难以置信。比如人教版的《日记两则》。两个梦之间直接跳跃，缺少平滑过渡，怎么看都像“白日梦”。而文章对女孩子梦境的描绘，亦只有简单的粗线条勾勒，不符合一个女孩子的心理事实。《必须假定有一个完美的精灵》一文有独到分析。

即便是科普文章吧，或者需要具备一点科学精神的文章，其陈述的事实，也被打了折扣，与科学求真精神背道而驰。苏教版《云雀的心愿》，云雀妈妈似乎是一个环保主义者。之所以选择云雀，大概是因为鸟儿会飞，可以在短时间内考察沙漠、河流和森林吧。可是替换成“喜鹊妈妈”、“大雁妈妈”、“天鹅妈妈”……随便什么鸟都行啊，与云雀何干？貌似科学严谨，却连基本的知识都是错误的——“云雀妈妈擦去头上的汗水”——鸟类没有汗腺，哪有什么汗水？

还有《乌鸦反哺》，生物学上已经证明了，没有这种习性呢！可这篇习作，却是以目击证人的视角来讲述反哺的故事。当然创作需要虚构，但目击证人的虚构，只能等同于说谎。

于爱群：读书的目的，求真，求善，求美。所谓伪文章，于事实不符，于科学无据，此为不真；主题先行，道德拔高，空洞说教，此为不善；语言干瘪无趣，人物假大空，形象高大全，此为不美。不真，不善，不美，完全与读书的目的背道而驰，何来教益？

《中国新闻出版报》：请谈谈你们对教材编写部门、出版部门以及教育主管部门的建议。

郭初阳：其实很简单，只要与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方针保持一致就可以了：“学术独立，教育普及。”教材编写团队是独立的，编写的经费并不依赖国家或某一党派提供；编写的意图在于普及教育，培养现代公民健全的人格。

70年前，商务巨擘张元济“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从《左传》、《国策》、《史记》中精选十几篇，译为白话，名为《中华民族的人格》，意在呼唤慷慨悲歌之士，抵御外敌；同时也希望在新一辈少年身上，养成坚韧昂扬的意志。同在商务的王云五则主持万有文库，“日出一书”。他们就是教材编写者的典范。

具体到母亲与母爱的话题，教材编写者最好能达到陈志武的水准。倘若不能达到，那么至少也要读过他那封著名给女儿的信：《“养子防老”的不道德》：

你们不要管我们的愿望如何，只要你们自己一辈子幸福，我们就开心。一般的中国父母都会跟小孩强调“孝顺”、也指望着小孩长大后抚养他们，所谓“养子防老”。许多父母，或说整个中国社会，都以子女是否“孝顺”来评判子女的“好坏”。你们千万不要有这种包袱，我们真的不希望你们这样想……不只是我们已想法买好养老金、保险等，而且，等你们长大成家后，也应该为自己买好养老金、医疗保险、投资基金，之后，也希望你们教育自己的子女这样做，要一代一代自己在经济财力上独立、自立，维护自己的尊严！

于爱群：在北师大版教材的《后记》中有一段话，“本册教科书选编的课文，有的作者佚名，有的根据教学需要进行了修改。受时间和条件限制，来不及与作者联系，在表示诚挚谢意的同时，一并致谢。”我的疑问又来了：教科书里的课文一选好几年，怎么来不及联系作者？今年来不及，第二年还来不及？几年都没找到作者，这作者怎么这么鬼鬼祟祟啊？这样的文章可信吗？

教材中的课文应该是摘选自已经公开发表或出版的作品。从遵守《知识产权保护法》的角度考虑，理应首先获得作者或知识产权拥有者的许可才能选用该文章；同时应该标明出处、作者和发表时间，并寄奉稿费。那种以时间和条件受限为由而拒绝标注作者的，是对知识产权的不尊重。

我发现，我写到的有硬伤（历史史实或者科学依据方面的错误）的课文，几乎都是无作者，无出处，无发表时间的“三无”文章。这样的文章，来路不明，无法考证。文责不能自负，还可能有人浑水摸鱼，随意增删，导致错讹。所以我呼吁，尊重知识产权，杜绝“三无”文章。所有文章要标明作者，并尽可能对作者作简单介绍；不收录佚名作者的文章；如果文章经过改编，应该同时标明作者和改编者；所有文章应该标明出处和发表时间，选自哪里，是否节选。消灭“三无”文章，就可以很大程度地避免文章中的硬伤。因为如果标识出作者和出处，教材编选者摘选文章时就会比较谨慎，选取有信誉、有知名度的作者和出版机构。即使进行改编，也会比较谨慎。而标识出作者和出处，也有利于一线教师和家长核查，易于发现问题和改正。

《中国新闻出版报》：回顾你们所受的教育，你们质疑过以往教材里的伪文章吗？

郭初阳：没有，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只能受一种教育，缺乏自我反省意识。最大的心愿是希望我们的孩子能活在真实中。

于爱群：没有。读书期间，我一直是标准意义的好学生。上课认真听讲，积极举手发言，按时完成作业。有时候我也提出问题。但思维一直局限在教材之内，从来没想过跳出教材发现问题，或者对教材本身产生质疑。即使是现在，我对女儿说，这课本编得有问题，她还很不高兴。她质问我，你难道比老师知道得还多吗？你看，我们的孩子对老师，对课本有一种天然的信任。真希望我们的教育工作者不要辜负这种信任。

《中国新闻出版报》：您认为教科书“事实核查员”的职责有哪些？应如何保障这些职责的履行？您乐意继续担任这样的教科书有了“事实核查员”吗？

郭初阳：职责是对现行教材进行监督和视察，及时发出批评，促使教材的进步。

对职责的保障有赖于以下三点：1.专业的素养，2.独立的身份，3.有影响力的传媒。我们担任“事实核查员”一职，只是出于岗位责任感，是为中国教育做义工。如果现状不够理想，这个岗位我们只能继续坚守下去，并希望加入进来的同仁越来越多。

于爱群：我很愿意继续作这种教科书的义务核查员。这本身也是家长的责任和义务。

《中国新闻出版报》：针对中国教材的现状，请您为学校、家长和学生支一个招，好吗？作为家长，在教育、指导孩子学习方面，您认为应该怎么办？

郭初阳：就悲观的现状而言，在我看来唯一的一招，记载在南方周末记者笑蜀《我的孩子即将乘桴浮于海》一文里：我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让我的孩子乘桴浮于海，彻底退出竞技。只有彻底退出竞技，你才有资格不服从它的一整套规则，才可以不受它的摆布。

于爱群：我在给孩子辅导的时候，讲每篇课文时，我都会说，我认为，这篇课文写得很好，或者很差，或者一般。写得好的，我会让她多朗诵几遍，希望她能体会好的文字是什么样的；写得差的，就只让她把其中的字词学会就可以了。偶尔，她会和我争辩，认为某文写得也不错。所以我认为，教材选文平庸也可以；只要老师告诉孩子自己的感受，和孩子一起讨论，为什么好或者不好。这也是一个孩子感悟的过程，孩子对作品的判断能力，就是在对文章好坏参差的品味当中建立的。并且，允许孩子有自己的喜好，自己的品味，对一些文章可以说，“也许它写得好，但是我不喜欢。”不应该让孩子认为，只要是选用在课文上的，就都是好文章。除了顶礼膜拜地学习，就不能有任何的质疑。

我们现在就是把教材的地位放得太高了。“权威”，“统一”，不容置疑。从现在教材的编写质量来看，到了把教材也从神坛上拉下来的时候了。

《中国新闻出版报》：于编导，您对本报关注教材伪文章这一选题有何建议，谈谈您的个人感受好吗？

于爱群：作为家长，我感觉对小学课本中的篇目进行专题研究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这种研究应该持续下去，形成惯例；而作为媒体同行，你们能够敏锐地抓住这个有价值有吸引力的选题，也是很有眼光的。

以前我没有太关注过孩子的教材。只是在每个学期开始、给孩子包书皮的时候，随便翻翻看看。因为我有一种心理，认为这教材是集中全国最高级别的教育专家、最优秀的老师，经过多年实践，去粗取精，打磨出来的一套教材，又经过“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的审定，那一定是好的，最适合这个年龄的孩子的。我相信很多家长都和我有一样的想法。而且那里面图文并茂，色彩绚丽，比我小时候的教科书不知道好多少。

直到去年，我获得了国家公派留学的机会，孩子也和我一起到美国学习了一年。为了她回国之后仍然能够赶上原来学校的进度，我就在孩子课余时间开始给她补课，这样才有机会仔细地看了看孩子的教科书。五年级上册有一课是《黄河象》。里面提到这头象是公象，带领着一个象群云云。我曾经看过这方面的电视节目，知道大象是母系氏族，都是母象作首领。我不禁产生了怀疑。再往后看，越看越起疑，越看越生气，很多文章从文学角度看非常拙劣，毫无价值，我尤其感到编写者对于诗歌极其缺乏鉴赏能力。所选3首现代诗歌，要么就是分段押韵的白话文，要么做作浮夸，比喻失当，对祖国语言是一种污染。（比如公木先生的《英雄赞歌》，虽然我对公木先生本人敬仰有加）；另一些文章从科学角度看，也根本经不起推敲。还有的文章充满史实错误，（最离谱的就是《他发明了什么》，时间，背景，人物，事件，没一个是对的。），更多的文章则充满道德的和爱国的说教。

现在已经很难描绘我当时那种憋闷、愤怒的心情。我感觉我对权威的教科书编写者毫无保留的信任被践踏了。平静下来后，我想，抱怨牢骚没什么用处。我们的起点就是这样的，一步也到不了天堂。作一个负责任的家长，负责任的公民，还是脚踏实地地做点有推动作用的事吧——坚持不断地行使监督职责，坚持不断地反馈意见。如果每年都有家长做这样的事，教科书的改进还是可以期待的。这也是我在美国学到的。在美国的小学里，家长的参与程度非常高，每个学校的“家长--教师联合会”都是非常活跃的组织，其组织者每年还要竞选才能上任。家长不仅参与课后活动，协助教师组织管理学生，为学校募捐，还参与到教学中，协助教师设计课程，进度，给学习困难的孩子开小灶。对老师或者学校有任何不满，马上就写信投诉，校长一般很快就会介入，召开家长会。如果学校解决不了，市教育局就会出面和家长协商。在这里，我切实地感受到，家长是学校活动中很强大的一种力量，和学校是在信任、合作基础上，行使监督的职责，共同完成对孩子的教育。

回到课本。在美国，没有统一的教材。“语文”课甚至没有教材。我女儿整个5年级，就是读了若干本书。书是由老师选的，都是儿童小说，每本10万字左右，学生每天回家后读几章，然后完成老师留的一篇作业，回答纸上的关于本书的问题。第二天上课时，孩子们分组讨论，分析角色，时间地点，故事进程，最后写一份读书报告，作一次关于本书的口头演讲。所选书籍都是非常流行的、近年得奖的儿童文学作品，其中多数都被好莱坞改编成了电影。

所以我想，我也应该做一点实事。就跑到我所在大学的东亚图书馆，借了十几本书，开始查资料，找依据，写了两篇文章，投寄给了《新教育--读写月报》。我还在今年开学之初，把这两篇文章给教科书后面列出的两位主编寄去了。

我曾经作过教育记者，但时日久远，对目前中国教育的现状和问题只是泛泛地了解。现在，仅仅是作为一个家长，接触到了冰山之一角。刚开始写这两篇文章的时候，总觉得有一种很孤单的感觉，因为我把它们发给周围有孩子的朋友同事，大家都认为我说的对，但是觉得这样的状况不是一天两天了，我不可能改变它。直到看到关于教材中母亲形象的这个专题研究，才觉得找到了同道。才知道在做相同工作的，不只我一个人。我深感欣慰。

《中国新闻出版报》：感谢两位嘉宾作客本报读周刊“新闻会客厅”，感谢你们对教材质量的关注。

郭初阳、于爱群：谢谢《中国新闻出版报》读周刊组织这一次富有里程碑意义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