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被引产农妇有后遗症 丈夫曾拒赴美使馆避难

资料图：陕西被引产农妇

央视网（记者王甲铸 报道）邓吉元进屋的时候，母亲正在锅台上忙活午饭。楼上，工人们正在给弟弟邓明的婚房装修，母亲也刚从江苏看病回来不多几日，姨父和小姨特意过来帮忙，屋里一时热闹起来……在过去的大半年里，这几乎是这个位于大巴山腹地的普通人家最热闹的一天了。

很快，屋里屋外腊肉飘香。

半年前，邓吉元还是一个“逃亡”的父亲：软弱的哭泣，愤怒的想杀人。他7个月大的孩子因为没有办准生证被当地政府强制引产，为讨回尊严他历险“跑路”北京，与当地政府千里对峙。

这场围绕着国家计生政策、地方政府行令以及个体尊严之间的三角博弈以和解收场，没有赢家。“事情已经过去了，该处罚的人也处罚了，也差不多了吧”，坐在火炉边，邓吉元语气淡缓。

侵犯：想要杀人的愤怒

5月27日，邓吉元和老家的几个工人在安康刚坐上开往西安的大巴车，就接到了镇计生办干部打来的电话，“他们把我老婆看起来了，让我赶紧回来”。但邓吉元并没有过多在意，他以为镇上类似的事儿（未办理准生证）多，顶多罚两千块钱，可万万没想到“他们敢拉着去”做强制引产，“去的路上我也一直在和我老婆通电话，她说没事，我侧面问过相关的领导，家属不签字，他们不能做”。

但当他6月2日再次接到大姐的电话时，那边传来的却是妻子冯建梅悲痛欲绝的哭泣：没有家属签字，怀孕7个月的冯建梅被强制引产。

据事后媒体报道，6月2日上午10点，冯建梅被计生办的人带上了救护车，黑色衣服蒙住头，她被人硬拉着手在“自愿”引产的协议书上签了字。当天下午3点40分，在镇坪县医院，引产针注入她的体内。

撂下电话，邓吉元懵了，赶紧从内蒙古往回赶，40多个小时的车程。怒气冲冲的邓吉元先回到曾家镇，直接跑进镇政府，第一句就骂人了。“已经那样了，他们却还在讲什么基本国策，给我说好话，那也不是什么好话，他们不把我们老百姓当人呗”。

邓吉元没见到还未出生即逝去的女儿，只是在大姐的手机上看了一眼照片，邓吉元说那一刻心里的难受无法言述，“要是没什么牵挂，我就想杀人”。

邓吉元说，一直到后来媒体开始大量关注，自己心里的愤怒才逐渐平息。

“娃七个多月了，我称了5斤8两重，我说你这哪是人干的事啊？” 邓吉元的父亲邓孝刚提起半年前的事情绪依然激动，长叹一口气，“再伤心，也没办法提了，事情过去了”。

邓孝刚属虎，已年过六旬，生了六个孩子，“罚的款起这一栋房子都不止”。

博弈：户口办理VS强制引产

邓吉元原本有机会像父亲一样，交罚款保住孩子的生命。

据镇坪县政府此后通报，邓吉元，1982年11月6日出生于陕西省镇坪县曾家镇渔坪村三组。冯建梅，1989年12月25日出生于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根河市新兴路南平海巷东235号。为了能够顺利结婚，冯建梅将户口本上的年龄改为1985年1月21日。

邓吉元说，第一个孩子出生时他没有办准生证，所以当冯建梅怀上第二胎时，他也并没有当回事，“引产前十几天找我，我才知道生二胎要准生证”。

“我们这里三分之一的老婆都是外地人，我倒霉嘛，政府背了2年黄牌，我撞枪口上了”，当时为了送孩子上学，冯建梅在曾家镇政府旁边租了一个房子，大着肚子每天出出进进，邓吉元认为，这是他倒霉的直接原因，“我也没想到，我随便把我老婆领出去不就没事了吗，孩子生下来怎么都好说。”

据了解，曾家镇因为前两年的计划生育工作出现下滑，抽查结果没有达到95％的合格标准，被挂黄牌。强制引产事件发生前，镇平县政府专门到曾家镇开会，通知加强相关工作。

镇上的计生干部找到冯建梅要求办理准生证后，邓吉元就已经着手办理，但镇上要求邓吉元先交3万块钱押金，这中间由于冯建梅出逃一次，镇上将押金提高到4万，表示在规定时间内办好户口，就可以不引产。镇上计生干部和邓吉元二姐的短信证实了这一“交易”过程：“4万块一分不能少，我都给你爸说了，他说没钱还能怎样。还是你们自己大意了，没当回事。”

邓吉元17岁中学毕业后一直外出打工，母亲癌症中期这一年也一直在外地看病，三年前起的一幢新房也是借姐姐的钱，尽管在当地一家水电站还能每个月领到4000块钱的工资，可是一下拿出四万块钱，也并不轻松。

4万块钱凑的不轻松，而要想办理二胎准生证，得先把妻子的户口从内蒙古迁移过来，这个过程也不轻松。用邓吉元的话说，把这个办好“需要好几个来回”：那边办户籍证明过来，然后这边准迁寄过去，然后那边再办理迁移。

几番折腾之下，6月13日，冯建梅的户口证明从内蒙古通过快递寄回曾家镇时，已经来不及挽救那个7个月大、5斤8两的孩子。

“我父亲跟他们说，再给20天时间，户口就转过来了，当时怀孕才7个月，在孩子出生前，还来得及办，在抓我老婆前几天，准迁证就已经寄过去了”。

邓吉元形容，这就是一场赛跑，结果妻子户口办理过程没有跑得过曾家镇的强制引产计划。

外逃：总有说理的地儿

6月2日，历经40多个小时匆匆赶回的邓吉元，在曾家镇短暂停留后赶到了镇坪县城，见到病床上憔悴的妻子，他一边安慰，一边流下眼泪。“想着领导面子过不去，让普通干部给我道个歉也行啊，结果他们说这是基本国策，也不道歉，惹怒了我”。

邓吉元随后在县城街道花了400块钱打印了100多份诉求书，诉求书上印着那张孩子躺在母亲身边、最终为外界所震惊的照片，开始上访。6月7日，在平利县境内，他们和另外一群上访的民工拦下了省领导视察的车队，高考结束的过路学生随后将诉求书内容发上网络。

此后，随着外界对这一事件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以及邓吉元微博上一句“去北京接受采访”的话，让当地政府开始加强了对他们一家的跟踪。“一直在监视，买东西，后面跟四五个人。上车他就拦住你，你回去他就跟你回去”，“晚上在医院门口轮流值班”。

政府的答复迟迟不来，以及对家人的跟踪彻底激怒了邓吉元。在朋友的建议下，他开始策划“出逃”，去北京找此前曾赶赴镇坪但却被他拒绝的律师张凯，“当时我就想，总要有个说理的地儿”。

在“出逃”失败一次之后，6月24日，邓吉元甩掉跟踪的人，在山上躲了一天，用800块钱租下了一辆外地车赶到平利县城，随后又花1200块钱租车夜间赶路前往湖北十堰，最终乘坐火车抵达北京。这一早已被外界熟知的“跑路”历时5天，这期间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邓吉元失踪了。

半年之后，邓吉元依然后怕：“心里很紧张，就怕他们把我逮住了，秘密关押起来”。当他到北京给张凯打了电话后，“心总算落停了”。邓吉元认为，“出逃”是找回尊严的一种方式。

尊严：久违的复苏

就在邓吉元“跑路”北京，与当地政府千里对峙的同时，安康市政府6月26日晚间通报了对镇坪县妇女冯建梅大月份引产事件的调查结果和处理决定：这是一起强行实施大月份引产的违规责任事故。问责七名官员，其中撤职两名，行政记过三人，党内严重警告两人。处理决定未提国家赔偿，只是要求县政府给予“经济补助”。而这些，邓吉元并不接受。

此后当地政府派代表前往北京，和邓吉元“谈判”未果，但邓吉元的坚持也没有持续多久。“关键是我妈，实际上他们在江苏给我妈作通了工作，事情闹这么大，我妈说她也休养不好”，另一方面，邓吉元自己也已身心俱疲。“打个电话都怕被监听，走很长的路，溜几条街打完再回去”。

邓吉元透露，在这中间，美国驻华大使馆给自己打过电话，要他过去避难。但他拒绝了。

邓吉元最终接受了母亲的建议，从江苏和当地政府官员一起返回陕西。此后和镇政府签订了一份调解书，“我这边就是不再把此事扩大化，不再上诉”。而当地政府则向邓吉元给予经济补助，并承诺对冯建梅的身体因强制引产造成的后遗症负责。

邓吉元并未向记者透露具体的补助数额，有传言称或为7万，但知情人士称“可能高达40多万”。

至此，这个轰动全国的计生事件终于尘埃落定。北京亿嘉律师事务所、邓吉元彼时的代理律师张凯这样评价这一事件：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实行这么多年以来，这是第一次有公民主动维权、第一次全国主流媒体高度关注的案件，这种局面此前从未有过。

张凯在自己的博客上这样总结邓吉元千里“逃亡”的意义：“这是权利觉醒的转变……这种苏醒是尊严的被唤起、人格的复苏……短短20天时间，邓吉元不再跪求恩赐，而是站起来行公义”。

走出阴霾

12月中旬的大巴山腹地，镇坪县曾家镇鱼坪村，寒意袭人。邓吉元坐在火炉边，平静的讲述着半年前发生在身上的一切。中间冯建梅打来电话，这样的电话他们每天都会通上2到3次，但对半年前的事情却绝口不提。

为了让妻子有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事情结束后，邓吉元就把妻女一起送去了江苏，孩子上幼儿园，妻子陪读。但冯建梅本人并没有完全走出阴霾，同时强制引产的后遗症也开始出现，9月份在医院治疗过一次，花去了数千元，但邓吉元并没有找镇政府报销。12月上旬，冯建梅进行了第二次检查，记者采访时，化验结果还没有出来，“宫腔里有遗留”，对还打算要第二个孩子的邓吉元来说，这是他目前心头的一件大事。

“事情已经过去了，当时该处罚的人也处罚了，也差不多了吧”，坐在火炉边，邓吉元语气淡缓。采访时邓吉元的舅舅在座，他说：吉元30岁，也算是历经沧桑了。